汪小菲与大S二人之间产生的闹剧，轰轰烈烈地持续了数年，每一次的争纷讨论度都极高。但当我们把视线从出轨、再婚一干八卦中转移到汪在过去数年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将大S塑造为一个疯女人的形象时，它则不再能简单地以一个八卦来论述。

在一方的指控下，大S过往的形象似乎也模糊起来。如今提到大S，大众之于她的印象似乎总是与离婚闹剧有关，而关于她个人独立的成长轨迹，似乎也就此隐匿，鲜少被人提起。在细数完大S过往的数十篇相关报道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深陷婚姻风波以前的大S，曾经也是在媒体中有过拼命三郎的女强人风评的敬业艺人。我第一次关注大S事件，是从两年前汪公开在微博指控大S有精神疾病，长期服用违禁药物开始的。在过去的几年内，汪与大S的每一次争纷，似乎最终都逃不开疯女人的指控。

汪在过往的微博中提到，结婚期间，徐熙媛长期通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每月还要我给药房100万台币，她几次精神出现状态都是本人在旁抢救，不多说了。在被男方指控为有精神疾病的疯女人以前，大S在接受《人物》 报道时面对记者说道，相比希望有个人成为我生命里的那束光，她更希望自己成为那束光本身。在她与汪的婚姻存续期间，大S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从一个对身材有着近似病态的苛求的艺人、明星，开始愿意为了生育放弃这一切，选择成为一个哪怕怀着三胎也不忘记工作的拼命三郎。直到离婚，她似乎仍然在维持体面，面对记者时大方说出：我希望汪小菲永远过得比我好。也正因如此，疯女人的指控才格外具有威慑力，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则意味着古怪、疯癫，甚至有家暴倾向——当一个人被冠以疯癫的罪名以后，她在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往往意味着不再具有作为母亲的能力，不再是一个体面人。当我们把时间线的进程拉长，细数汪与大S婚姻的过往时，则会意外地发现，原来那些过去就这样堂而皇之呈现在表面上的问题，似乎也随着这些闹剧逐渐被人淡忘。2018年的《人物》大S的专访，详细地介绍了大S在婚姻中所面临的困境——2014年的大S，38岁。

作为一个不易受孕的高龄产妇，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容貌有着近乎病态的焦虑的一个女明星，她却仍然在在媒体面前坦言过数次自己不想生以后，怀上了三胎。2017年6月，大S就曾经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考虑再拼一胎的时候，直言不可能，她说再生下去对身体很不好。当她说想让汪小菲结扎的时候，汪小菲却转移了话题，说还是先把酒店经营好吧，不然还要卧床休息。18年，大S工作室又发文，回应大S上月突然昏倒的原因——因为怀孕加上多日感冒未愈的关系。这一次怀孕，是三胎了。生完第二胎之后我说绝对不要再生，却在瘦下来之后又怀孕了，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对于大S来说，第三胎的到来，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意外。像《人物》文章小标题里所概括的下凡的女明星一样，前两个孩子的到来，一度让曾经的女神大S坠入凡间。《人物》关于大S报道的开篇里，有这样一段话，用于形容当时的徐熙媛：作为一个全部身心都放在孩子身上的母亲，一个无法接受对身体失去掌控的女人，一个仍然想要复出工作的女明星，她每天最容易出现的三种情绪是惶恐、焦虑和罪恶感。徐熙媛的心态转变，是从2010年她和汪小菲结婚、决定要一个孩子后开始的。34岁的徐熙媛，为了改变自己不易受孕的体质，亲手打破了她15年前立下的吃素誓约，开始喝鸡汤，开始大口吃肉——工作逐渐暂停了，改变的荷尔蒙开始在她腰间制造赘肉——新生命需要一个厚实的身体。不易受孕，意味着要打强力的催卵针，在这个过程里，高龄产妇徐熙媛，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如果一直没有卵子，就需要不停地打针、吃补品，如果有了卵子，变成胚胎，也有很大的概率流产。在无比清楚自己会失却什么的情况下，徐熙媛仍然选择了成为一个母亲。当她冬天穿着黑色睡衣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好像一条海狗，而汪小菲对日益臃肿的妻子所表露出来的嫌恶，是我哪敢露出特别惊讶的表情。确实挺惊讶，到后来快生的时候，已经躺沙发都起不来了，你想想是什么劲头那是。时隔多年回看这篇文章，文章底下的热评显得格外刺眼——小时候一直以为大S会和仔仔会天长地久，没想到有一天被直男汪小菲圈了粉，非常粉这对夫妇啦。

在这样一篇描绘大S所面临的关于生育的恐惧与其为婚姻所放弃诸多事业、生活的文章下，仍然有许多人因为综艺节目里汪小菲表现出的所谓宠妻人设，而真心实意地喜欢汪小菲。在过去大S经纪人回应汪小菲的爆料里，经纪人陈述道：由于三胎流产后大S身体无法应付太大量的工作，都是她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两个人的开销一直都是平分，那100万是大S收入减少后，小菲自愿负担的家用费用，离婚后依旧维持原状，没有多一毛钱。两年后，当时经纪人作出辟谣的相关报道的点赞量仍然远远不及汪当时指控大S是个疯女人的相关博文。而徐熙媛在接受采访时所陈述的关于个体的生育的恐惧，或是在婚姻中的迷茫、困苦，都鲜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与之对应的，却是经久不衰的关于疯女人的指控。哪怕大S被指控的疯癫，其实是因为生二胎导致的癫痫，所谓的通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更是子虚乌有，汪提及的禁药，其实是对抗生产前后焦虑的松弛剂。但这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在他们的言语中，最重要的事则是通过指责对方是个疯女人而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因为疯子的话不可信，更不需要聆听。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符号和语言构成的社会中，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建构世界依靠的更是语言。在舆论场中，语言更是最凶猛的利器，我们在语言中谈论每一个具体的人。而那些被曾经的枕边人指责为疯子，就此贴上疯女人标签的人，则天然地成了阁楼上的阴影，或是精神失常、胡言乱语的魔鬼。从罗切斯特幽禁的伯莎，再到煤气灯下的宝拉，疯女人像是一种层出不穷的诅咒。她们在曾经的爱人的口中，被剥夺了最深刻的话语权。在话语权被侵占的背后，真相如何，似乎也不再重要。因为一句疯子的谩骂，就可能让一个人成为边缘的人群，就此失信，其个人的成长光谱，也就此隐入尘烟。